时代记忆 —1949年以来的江西年画创作

2022-05-22 09:31:00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敉江西师范大学美术馆馆员｜李文昌
(转载《近代美术》美术史学 DOI:10.13864/j.cnki.cn11-1311/j.006715)

摘要：年画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宣传形式之一，曾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思想建设工作中发挥突出作用。1949年“新年画运动”发起后，江西大批优秀艺术家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方针，加入党政宣传队伍，满怀热情地投入年画创作。江西文宣部门也高度重视年画创作，并且坚持组织年画学习创作活动。江西年画从早期缺乏经验与专门作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年画创作队伍，并在全国性美术展览上屡获佳绩。其中，江西年画艺术家们充分发挥了红色革命传统与地域文化优势，在主题选择与题材扩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且于表现技法上也有重要突破，为中国新年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首过去的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于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视。而年画曾经作为最重要的宣传方式之一，在向群众推广进步思想、宣传政治理念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年画即新年时节图绘张贴的绘画，源于驱邪禳灾的民俗观念，并发展成为春节必备的祈福、装饰物品，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所以易于被大众接受，也易于改造成为一种高效的宣传方式。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们就大力发展新年画，使之为民主革命服务，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画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最重要的美术宣传方式，在政治宣传、思想建设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49年后，江西涌现了大批优秀艺术家，他们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方针，加入党政宣传队伍，满怀热情地投入年画创作，并且逐渐在全国年画艺术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江西作为一片红色沃土，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与红色文化底蕴，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联。其中，江西年画艺术家们充分发挥了红色革命精神与地域文化优势，在年画主题选择与题材扩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表现技法上也有重要突破，为中国新年画艺术的繁荣贡献了重要力量。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年画艺术史的梳理工作，一直罕有人问津，许多作品与史料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散佚，亟待学者的关注与整理。（1）

一、20世纪50年代江西的年画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1]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关于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事件——“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而蔡若虹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广大画家投身于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热烈响应。他们积极参与新年画创作，宣传革命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希望在人民群众的传统审美习惯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需要声明的是，本文所谈及的少数几位年画作者，他们并非出生于江西或定居于江西，当时很多作者是因“文革”下放或工作分配至江西。之所以选取他们的作品以纳入江西年画的讨论范畴，主要原因是这些年画作者是在江西生活或工作期间作了该年画作品，并且该作品也于江西出版或发表。
由于当时江西整体的人物画艺术水平相对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而言较为落后，也不是重要的年画生产地，更没有著名的年画专业创作者。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许多原来并不从事年画创作的画家纷纷加入年画创作队伍。1951年，江西省省委宣传部、文教厅、省文联、江西画报社等单位联合成立了“江西省年画创作出版委员会”，专门组织画家从事年画创作，负责出版工作，由江西画报社及后来的江西省美术工作室承担具体的组稿、收稿、评选和印刷等工作，并且选出全国优秀年画的复制品送到各地农村巡回展览，组织美术工作者奔赴农村，实地调查广大群众对年画的需求以及民间年画艺术的特点。同时，每年还组织一两次年画创作草图观摩座谈会，对年画创作内容与形式进行探讨。通过这些活动，使得许多美术工作者从不熟悉年画创作到致力于年画创作，并且学习借鉴传统年画及外省优秀年画作品，积极探索，使得江西年画创作逐渐走向正轨。[2]
1950年，中国应对朝鲜战争形势，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要决策，迅速组织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了鼓励青年积极参军入伍，号召群众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当时全国创作出版了大量宣传“抗美援朝”的年画作品。康庄的年画作品《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康庄曾任江西师范学院美术专业（今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现今为人所熟知的主要是其书法艺术，但他也擅长油画、粉画创作，只是此类绘画作品存世很少。他正是江西当时响应号召参与年画创作的代表画家，而这些出版的年画作品也为我们保留了康庄当年人物绘画的艺术风貌。他另外一件年画《增产捐献》，也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呼吁农村大力发展生产，以捐献物资支援战争前线的作品。

1951年，彭友善创作的年画《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致敬》表现的是南昌市少先队员们向人民志愿军代表献花致敬的场景。彭友善早年曾师从刘海粟、潘天寿、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家，后来也是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他同样并非专业的年画创作者，主要以中国画名世，但其油画、粉画、水彩等西式绘画也具有极深的艺术功底，并且在五六十年代创作了不少年画作品。另外，张志汤也是当时响应“新年画”号召的画家之一，他的《缴粮支前》表现的是老百姓主动缴纳公粮，支援国家前线的主题，而他本人当时是景德镇陶瓷学院教师，以绘画彩瓷为主。除了这些为宣传“抗美援朝”政策的主题性年画之外，还有大量宣传“合作社”主题的作品。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统一领导管理全国的供销生产合作社。夏洪钧、杨文生合作的《合作社的货郎担》所宣传的正是供销合作社热闹的销售场景。彭友善的《新村合作社》（1955）（2）也是表现农村合作社的农民群众热情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还有一些表达感恩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关怀的主题年画。例如毛士博的《感谢毛主席的关怀》，表现的就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代表毛主席到江西革命老区进行关怀慰问，并且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的场景。王木天的《毛主席领导我们过好日子》也是宣传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积极从事生产劳动，农村生活日益富足幸福，大家和睦团结的景象。一些弘扬新思想、新风气的年画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如康庄的《自由婚姻终身幸福》（1952）、郑豪季的《美满姻缘》，即是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颁布后，宣扬破除封建婚姻制度，鼓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观念。另外，彭友善的《革命伴侣》也是宣传新婚姻、新生活的作品。高潮峰的《妈妈去生产》（1952），则是鼓励青年妇女积极参与劳动生产。1952年，毛主席提出了“灭四害”概念，在全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灭蝇图》即该年创作的年画，当时作者陈松茂年仅17岁，还是一名南昌市中学生。

图片从左起：
图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
图二：《井冈山上话当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
图三：《井冈红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
图四：《又是一窑好瓷》，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
图五：《闪闪红星传万代》，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
以上这些年画作品，基本都是由“江西省年画创作出版委员会”出版，当时江西的印刷条件有限，印刷大都由上海的印刷厂完成。1953年，江西人民通俗出版社更名为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省年画创作出版委员会”也被调整并入。此后，江西年画组织创作与出版工作就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统筹，发行则由新华书店江西分店负责。谷域的《劳动光荣、应征光荣》就是195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组双开的门画形式年画作品，内容也是号召群众积极参军，鼓励生产劳动。这种门画形式的年画，依然保有明显的传统年画特点，符合人民群众春节于门户上张贴的习俗，但内容上已经是符合新社会政策宣传的主题。

观察20世纪50年代的江西年画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大都具有明显的国画或漫画的形式感，人物造型相对概括，形体结构表现得也比较简略。加之当时印刷条件有限，技法上也受到限制——主要是在传统木版年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以“单线平涂”为主，色彩无法丰富，塑造也难以深入。这一时期的江西年画作者，大都没有足够的年画创作经验，很多也并非以人物画见长，只是在政策号召下参与年画创作，表现技法也比较传统、单一，与当时外省优秀的年画作者也缺乏交流。而在题材的选择上，这一时期的江西年画主要是紧扣党政方针，积极配合政府宣传需要，并没有在江西地域文化、红色文化的优势上发掘更多题材。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江西年画尚处于起步状态，在当时全国年画创作领域中并不突出。

二、20 世纪60 年代江西的年画创作

1951年，江西省20种年画发行总量只有16万份，但到了1963 年，17种年画发行量已经达300万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年画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人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要求也在发生改变，需要更多富有生活趣味、形式多样、主题鲜明、色彩艳丽的新年画。为此，江西省美协曾多次召开年画座谈会，邀请了解市场需求的新华书店发行人员，以及掌握印刷技术的印厂工作者一起参加会议，对新年画创作、发行、印刷等多环节进行综合讨论研究，并邀请了四川绵竹年画、皮影艺术展览来南昌展出。当时，全国最受欢迎的是上海的“月份牌”年画，但江西作者对此年画技法并不熟悉。1965 年，江西省美协在庐山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年画学习班，学员有来自全省各地市的画家30余人，还专门邀请了当时著名的上海“月份牌”年画创作者李慕白、张碧梧前来讲学，传授创作技法，使得江西的年画创作技艺有了明显提升。[3]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江西年画的创作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单线平涂”，而是逐渐融合了水彩、水粉、国画等多种技法。

20世纪60 年代初，江西有更多画家参与到年画创作队伍中，他们已经有意识地在技法上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如杨石朗创作的年画《欣欣向荣》表现的是三名女少先队员与一丛盛开的牡丹，寓意是青少年茁壮成长，国家也日益欣欣向荣。杨石朗早年师从贺天健、吴湖帆，以国画、书法创作为主，但当时也响应号召参与年画创作。不以人物画见长的杨石朗，巧妙地选择了牡丹题材作为象征寓意，充分发挥了其国画方面的优势。

史正学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2）虽然是传统年画题材，人物造型也是戏曲人物和国画人物特征，表现手法也以国画技法为主，但创作的主题却符合当时的政治动态。1961年，郭沫若在观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演出后，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呈献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观看完此剧后，也写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如此看来，史正学此画正是充分利用自身专长，选择一些当时并不被太过关注，却又符合时局变化与政治意涵的主题，且这样的主题也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契合了他们的审美趣味。

再看丁世弼的《穿上叔叔的服装》（1961），人物造型与50年代的作品相比，显得更为扎实深入，色彩也更加丰富。画面表现的是一群儿童游戏的场景，这种题材虽然源于传统的“婴戏图”，但经过作者的巧妙构思，颂扬的是新时代儿童的幸福生活，符合了当时宣传政策的需要。而画面中心一位小朋友穿着他叔叔的军装，既传达了儿童的天真童趣，也体现了当时全民对军人的推崇。

除了邀请外省专家来江西讲学，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也请一些知名年画家与江西作者合作，以此来推动江西年画创作水平的提升。肖赛明、江南春合作的《牧童班》（1964）正是这样的例子。肖赛明是江西本土画家，但当时的绘画能力与全国知名年画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过在题材选择与创作构思上却颇有创意，尤其善于发挥江西本土特色。“牧童班”，指的是因当时条件落后，很多农村小孩需要在家中参与劳动而无法上学，为了让这些青少年能接受文化教育，许多老师就带着教具课本，来到田间地头向这些小牧童们传授知识。江西是农业大省，当时很多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年画作品《牧童班》正是从现实中汲取了创作灵感。这件作品的题材与构图被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选中，但画面效果还有待提升，于是邀请了当时上海的著名年画家江南春与肖赛明合作完成。另外，如《新年好》也是邀请著名年画家李慕白、庞卡，根据林美岚的构图、草稿而创作的。当时许多江西画家的题材与构图都很有创意与巧思，只是表现技法尚须加强，而这样的合作正有助于江西画家增强创作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几位曾在美术学院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的毕业生，在江西年画界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把学院派扎实的造型功底与丰富的表现技法带到了江西，启发了当时一批年画创作者。例如漆德琰，他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回到南昌，1960 年开始任教于江西文化艺术学院。他创作的《丰收的欢乐》（1962）表现的是盛夏时节公社西瓜丰收，人人洋溢着幸福喜悦的场景。这也是颂扬农村公社的主题，但相比于早期及同时期江西其他大多数画家，漆德琰在画面的处理能力与表现技法的熟练程度上更为出色。他的《井冈山上的年轻人》《毛主席在农村调查》（1962）也都显示了他扎实的艺术功底，吸引了当时一大批美术创作者的模仿学习，进一步带动了江西年画艺术的发展。

施绍辰1964 年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至江西工作。他也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底，从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就可以明显看出其扎实的造型与画面处理能力，在当时的江西是很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与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以及后来江西的年画作者有着重要影响。刘熹奇就曾回忆：“1965 年17 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很是喜欢，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机缘巧合，使我结识了施绍辰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年画创作几十年。”[4]

总之，20世纪60年代的江西年画创作者们，在发挥自身专长的同时，逐渐向省内外知名年画家们学习，创作能力有了明显提升，而且已经逐步有意识地发掘江西本土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资源，尤其以传承弘扬井冈山革命精神为主题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使得江西年画逐渐在全国产生影响力。

三、20世纪70年代江西的年画创作

有了前面近20年的积累，江西年画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非常庞大的创作队伍，也创作出了更多高水平的作品。当时年画销售量巨大，是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重要出版项目，所以江西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年画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本省作者的创作水平，促进江西年画更加快速地发展，自1971年开始，江西人民出版社每年举办一期“年画学习班”。每期学习班大都是在南昌举办，刚开始几期因暂无固定场地，所以每次地点不一。如1975年的“年画学习班”是在宜春市上高县泗溪镇举办，此次学习班学员100余人，是最大规模的一期。从下面例举的作品也可以看出，1975年创作的年画作品数量很多，大都是在此次学习班期间创作的。

泗溪是著名的农民画之乡，尤以农民版画闻名。当时泗溪就已经有许多农民热爱美术，这也正是1975 年“年画学习班”选择在这里举办的原因，即希望在组织全省优秀画家集中学习创作的同时，也指导提升泗溪当地农民的美术创作水平。陈重印的《农民女画家》正是表现了群众们围观一位农民女画家创作的情景，这或许正是受到泗溪农民画家的启发。

每期“年画学习班”的学员都是从当时全省各地区选调而来，集中交流学习，构思创作，最后完成的年画作品经江西人民出版社遴选审核，只有获选作品才能出版发行。学习班没有指导教师，只是由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负责组织管理，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陈慧荪就曾是多期学习班的负责人。来自全省各地区的学员们年龄不一，学历不同，创作能力也各有所长，但都集中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流。他们作了大量的写生练习，收集素材，从构思到起草画稿，大家都相互批评讨论。（3）在这样积极刻苦的训练与相互切磋琢磨中，学员的创作能力迅速提升，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画作者，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后来江西乃至全国的著名画家。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正是1973年于“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两位小朋友正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他们身后的墙上张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于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时期创作的作品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1974），灵感来源于1974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影片主角“潘冬子”的写照；刘世群、平德威的《饮水思源》表现了一群少先队员在瑞金沙洲坝红井接受革命精神教育；倪芳华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彭开天的《公社新苗》（1975）反映了少年儿童们积极向上，健康幸福的新生活；陈一文的《队里年年添新仓》（1976）描绘的则是一群少先队员在帮助合作社农民建设新粮仓的情景；徐福根的《回来再作山里人》、施绍辰的《花开三春回乡来》反映的都是知识青年回到农村，支援生产建设的主题；吴吉仁的《红色的种子，可喜的收获》（1974）表现的是支援边疆建设的女青年；林美岚《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颂扬的是女青年在农村支援基础建设，与农民之间深厚的情谊；李一新的《开门办学》表现了一群青年人在向老农学习水稻种植技术的场景；马宏道的《心明眼亮》（1972）描绘了农村夜校，男女老幼们围坐在一起听课学习……

除了这些紧密贴合时事政策，迎合宣传需要的作品，还有很多年画作者在江西地域文化上发掘素材。景德镇作为“瓷都”，有着上千年的陶瓷生产历史，是江西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何叔水的《出新》、王朝明的《又是一窑好瓷》（1974）都是反映在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陶瓷业迎来全新的繁荣期，制瓷工人们创作出符合新社会审美要求的陶瓷产品。而何叔水、王朝明都是来自景德镇的年画作者，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题材，这也正是江西年画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70年代的江西年画也涌现出越来越多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1970）、刘称奇《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1974）都是表现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时的情景；陈慧荪的《井冈红旗》（1974）描绘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的革命女青年在绣制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则表现了女青年们来到井冈山黄洋界进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情景；胡立义的《井冈新苗》（1976）描绘了几位少先队员正在井冈山上浇灌新植的松苗，表达了井冈山精神正在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描绘了一位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这也是反映传承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作品。

1965年，毛主席再次来到阔别38 年的井冈山，在井冈山视察游览，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现状，会见了老红军与烈士家属等，并且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刘称奇的《毛主席来到我们家》（1973）、邹良材的《毛主席和井冈山人民心连心》（1975），丘玮的《井冈山的早晨》（1975），都是表现毛主席重回井冈山视察的情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虽创作于1965 年，但最早发表于1976 年1 月的《诗刊》上，随即为大家所传诵，所以王兆荣、马宏道、陈重印、邹良材合作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1977），正是创作于该词发表之后，并与徐林义抄写该词的书法合版发行。

从7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江西大量出版发行，而且被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湖北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 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了百万份，1978年、1979年出版年画250种之多。[5]从以上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江西年画的艺术水平、构思能力，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年画创作队伍，这意味着江西年画迎来了迅速发展的上升期，而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年画学习班”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1974年、1975年的全国美展，一时引起全国年画界对江西年画的关注，也受到广泛好评。

四、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西的年画创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江西年画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终于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期。加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文化艺术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1980年9 月，“江西年画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成立，会长陈慧荪，会员20余人。1985年2月，研究会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了第二届研究会组织领导，会长陈宏仁、副会长刘熹奇，会员30余人。[6] 从此，江西有了专门的年画研究组织，这更有利于年画艺术的持续发展。研究会成立后，每年举办一次学术性研讨会和年画创作班，不定期邀请年画专家来赣讲学。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年画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创作出更多满足群众需求的年画作品，研究会每年进行年画市场调查。从1980年至1992年，江西出版年画50余种，共500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

1984年，研究会邀请了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且放映了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此次讲学对于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给予了江西年画作者们很大的启发。8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在1984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创作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另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还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获一、二等奖，在当时成为一时美谈。由于历史原因，这次评选距上一届时隔30余年，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年画，又在同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此外，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在全国重要展览上收获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

图一：刘称奇《北京的声音》，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
图二：刘熹奇《祖国啊，母亲》，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1985年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中国美术馆收藏
图三：林美岚《鸟语花香》，1985年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二等奖
图四：李慕白、庞卡《新年好》（根据林美岚草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西年画在全国美术展览上获得众多奖项后，江西省文化部门更加重视年画创作工作。1985年2月，由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联、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江西年画创作座谈会”，总结和回顾了30多年来江西年画的发展历程与收获，并为江西年画此后的发展明确了方向。1986年9月，江西省年画研究会选派了刘熹奇、林美岚赴天津参加“全国首届年画创作班”，分别创作的《十五的月亮》《母子康乐》，入选第四届全国年画展。1987 年2 月，邀请全国年画研究会副会长、著名年画家沈家琳及全国年画研究会副秘书长滕大千等专家来江西讲学，分别为年画作者讲授年画史和年画创作经验。

1988年5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们进行年画创作交流活动，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透明水色”技法是刘熹奇在年画技法上的重要突破。原来的年画大多以水粉、水彩作为材料，水粉表现效果较为沉稳厚重，但是细腻程度有限。而水彩则以上海年画特色的“擦笔年画”技法为主，须先用碳粉画出一定的素描稿后，再以水彩颜色作深入处理，这样虽刻画细腻，但容易使得水彩颜色和碳粉混合，致使画面灰暗，色彩不够明亮。刘熹奇发明的“透明水色”技法，使用的是绘制幻灯片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所以鲜亮透明，而且关键在于并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这样就不会使得颜色变脏。刘熹奇发明这一技法，主要是基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正是有了扎实的基础，他可以自如掌控这种颜料，并且不需要画素描底稿。（4）“透明水色”技法使得刘熹奇的年画作品不仅可以细腻深入，也显得格外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是他能在全国年画展览上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代表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

1988 年的第四届全国年画展上，徐福根的《孙中山与宋庆龄》《让世界充满爱》分别荣获一、二等奖，这又是江西画家在年画展上一人获两个奖项的“壮举”。此外还有，刘称奇的《祖国的早晨》获二等奖，刘熹奇的《开国元勋》、刘新奇的《和平幸福》获三等奖。刘氏三兄弟在这一全国大展上同时获奖，被传为一段佳话，毛士博专门撰写了《江西三奇：年画中的刘氏三兄弟索记》，刊登于《年画艺术》上，江西电视台也组织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刘家三奇》。

在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上，徐福根的年画《春丛燕翅归》获得铜奖。1993年，江西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年画艺术委员会成立，主任陈宏仁、副主任刘熹奇、徐福根。在委员会会员大会上，还为年画获奖作者举行了颁奖仪式，这也进一步鼓舞了年画作者们的创作信心。就在1993年第五届全国年画展上，郭秀庚的《三字经故事选》，甘勋优的《丰收乐》获三等奖。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上，刘称奇创作的《世纪潮》荣获金奖，这是江西省美术作品在全国美展上迄今为止荣获的唯一金奖。2001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冯杰、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从80年代开始，江西年画就连续多年在全国美术大展上斩获各项大奖，这些辉煌的成绩标志着江西年画艺术足以铭记于江西美术史与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也标志着江西年画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江西年画从50 年代的起步期，到60年代的觉醒期，再到70年代的上升期，最后是八九十年代的丰收期。其间无数画家艰辛探索，潜心创作，在积极宣传党的新思想、新政策的同时，也记录了几十年人民生活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江西几十年大力支持年画艺术的发展，既完成了国家对于新年画赋予的时代任务，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需求。这些新年时节寓意喜庆祥和，充满美好向往的图像，既是人民的艺术，更是时代的记忆，无数经典的年画图像深刻烙印于人民的时代记忆之中。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年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这些充满时代记忆的图像，依然是我们认知过往历史的一扇窗口，值得我们为之驻足回首。

注释
（1）由于资料有限，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刘熹奇先生、彭开天先生收集保存的资料以及口述历史。刘熹奇先生对江西年画史料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另外还有数位年画收藏家的年画藏品，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图像依据。在此对诸位先生表示真诚感谢。
（2）本文所标注的作品年代，除部分作品上有创作时间信息外，还有若干作品创作时间是根据作者提供的资料。而大部分作品主要是依据年画出版物上的出版时间，但由于年画的特殊性，一般来说，作品的创作时间要早于出版时间。另外也有大量作品无法确定准确时间，只能综合推断大致时段。
（3）关于“年画学习班”的史料极少，主要依据刘熹奇、彭开天二位先生的口述历史，但许多细节仍难以厘清。
（4）此据刘熹奇先生口述信息整理。

参考文献
[1] 孔令伟，吕澎编著. 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C].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358.
[2][3][5][6]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编. 江西省文化艺术志[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65-266.
[4] 刘熹奇. 漫谈江西年画[A]. 江西省美术馆. 红色视觉：党史上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精品展画册[Z].2021.

时代记忆 —1949年以来的江西年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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